换个角度看“董明珠信披违规事件”

时间:2019年02月12日 08:08:45 中财网
  在股东大会上透露年度利润信息的董明珠事件,也许违背了现行的信息披露规范。不过,这一事件刚好发生在注册制试点即将拉开序幕的今天。如果站在注册制改革的角度,这种所谓违反了核准制条件下信息披露规范的事件,是不是还会属于违规行为呢?对此,不妨有探讨一番的必要。

  其实,在核准制之前,股东大会本就是向全体股东披露年报信息的合法场所和正当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对股东的权利还有这样的一条具体规定,即“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尽管《公司法》同时还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不过,如果股东并不是要求查阅账簿,而只是询问年度利润数据,并且还是在股东大会上询问,那么,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应该不应该如实地作出回答呢?董明珠事件或就是这么发生的。

  如果说董明珠们因为受到所谓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限制而躲躲闪闪,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股东所提出的问题,则眼里还有没有股东?视股东权利又为何物?如果如实回答了,却又被判定违规,则不啻将在股东大会上回答股东询问跟新闻发布或者答记者问混为了一谈。不幸的是,习惯了在股东大会上君子坦荡荡的董明珠偏偏遇上了惯于常窃窃的小人。据说,在股东大会上提出问题的正是为了混入股东大会而刚买入了几股格力股票的记者,而将董明珠的回答直接泄露给相关媒体的也正是这个记者。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核准制条件下的这种“华山一条路”,是不是还能适用于注册制条件下对信息披露公开化透明化和及时化的要求,在笔者看来,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严刑峻法才是股市在投资者心目中建立牢不可破的可信性的坚实基础,那么,信息透明就是股市可预测性的根本保证,优胜劣汰更是股市质量永葆青春的内在秘诀。事实上,注册制所靠的不要说并不是动辄得咎的捆绑式信息披露规范,更不可能是行政权力对市场行为事无巨细的过度干预,相反,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和行为诚信,反而有可能让近乎沉默的监管更加具有举世公认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离开了信息公开和行为诚信去谈什么信息披露规范化,非但不可能离市场化更近,反而只会越来越远。这是已经为发达成熟市场的注册制实践所证明了的,更是为我国核准制条件下信息披露的貌似规范化其实反而更加不规范化的实践从反面所证明了的。

  用注册制条件下的信息披露公开化透明化及时化的要求去看所谓董明珠信息披露违规事件,不仅让人感到荒唐,如果再加上有人耸人听闻地鼓动一些未必真的受到了一个并未涉及信息操纵的利润数据的提前披露所伤害的人们去发动什么唯恐天下不乱的索赔行动,就更加令人无法不感到可笑。不过,正不成其为正,歪不以歪为羞,这本来就是核准制条件下的市场无可名状的怪现象。只有注册制,才有真正可能做到“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世上可笑之人”。在现行制度下,我们既然无法去批判核准制,也就只能盼注册制能早一点到来。也许只有注册制,才能还董明珠以清白。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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